界首彩陶历史发展

陶器的发明,应当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勤劳、聪慧的先民以土为材，挖穴为窑，烧制出精美的低温彩陶。陶器的发明，标志着新石器文化的开始。这一时期的陶器造型朴实饱满，比例协调，装饰图案简洁大方，色彩明丽，集实用、美感于一体。

制陶技艺代代相传，犹如黄河之水绵延不断。至隋代，界首便有了立窑烧陶的历史。至唐代，因与唐三彩产地洛阳为邻，界首三彩刻花陶器随之问世。经过近千年的发展，界首三彩刻花陶已逐渐演变为今天的三彩刻画陶。但是，其独特的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依然保持了古老的风韵。

关于界首彩陶的诞生还有一个古老传说：最初，他们家族只烧黑陶，生产一些日用品，有一年，唐太宗李世民之父李渊经过界首的“琉璃寺”，借住在附近，夜间梦见幡台，上面摆放着绿、黄、白三色陶罐，醒来后，他立即命令附近窑匠做出三色陶。但是由于当时窑匠技艺有限，烧了三天三夜，只烧出了黄、白两色陶罐，想不出做绿陶的办法。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一位铜匠经过窑厂，由于连续多日下雨，铜匠被迫在窑厂内做工，一些铜粉被风吹进窑里，没想到，这些铜粉竟然改变了陶的颜色，他们生产出来了绿陶。至今，铜粉仍然是他们制陶的原料之一。当芦家掌握了制作三彩陶的技艺后，开始代代相传，并逐渐传布开来。

到清末时，附近的13个村子都生产彩陶，形成了有名“十三窑”。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大量的界首彩陶通过附近的大运河运到全国各地，并被作为一种奢侈品供给达官贵人。

界首彩陶工艺发展

界首彩陶工艺起源的年代并无明确的文字记载。在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淮北柳孜古运河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界首彩陶片和部分剔花彩陶完整器，尤其是在一眼宋代井中发现的界首刻花三彩陶片，为我们研究界首彩陶的始烧年代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徐州明城遗址也出土了界首彩陶器物及残片。通过这些发现，可以推断界首彩陶的制作工艺最晚出现在宋代。另外，据《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部分》，在颍河的发源地嵩山以北不足百里，便是唐三彩三大产地之一的巩县，而水运又一直是古代运输的重要方式，因此可以推断，界首彩陶工艺的发展很有可能是通过颍河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唐代的三彩工艺的影响。

界首彩陶采用的陶土是取自当地的黄胶泥，窑工又称之为“黄河淤”，即黄河泛滥后沉积下来的黄色粘土。据《元史·河渠志》记载，黄河泛滥影响颍河是在元仁宗延年间（1314～1320年）。当地窑工介绍，黄胶泥又有大、小胶泥之分，黄河泛滥之前的粘土称为小胶泥，其性硬，只能做盆、盘、盏等造型简单的陶器；黄河泛滥以后波及到的地方，沉积的粘土称为大胶泥，其性软，可塑性较强，能制作造型较为复杂的陶器。元代以后，界首彩陶吸收了当地比较盛行的木版年画和剪纸贴花的装饰技法和纹饰内容，出现了刻画、剔花工艺，初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在清晚期至民国时期，界首彩陶在继承前期制陶技艺的基础上，又受到当时戏曲艺术的影响，纹饰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除了花鸟鱼虫外，出现了大量以传统剧目为题材的人物场景画，刻划、剔花装饰工艺更为普遍。建国初期，界首彩陶得到政府的关心和支持，著名窑工卢山义、卢山志被送往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群众艺术研究班学习，使得他们的绘画、制坯水平得到很大提高。1954年，卢山义先生组建了陶器生产合作社，1958年改名为界首工艺陶瓷厂。1954年，苏联东方艺术博物馆《造型艺术》刊登了卢山义先生制作的三彩“刀马人”酒坛的照片，在国际上反响很大，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争相收藏其作品，卢山义先生也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评为全国优秀民间艺人，与紫砂艺人顾景舟等大师齐名。“文革”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文化艺术重获新生，界首彩陶也迎来了一个艺术的春天。界首工艺陶瓷厂在著名工艺美术家韩美林先生的指导下，研制出硅硼系列彩釉，如乌金釉、金砂釉、孔雀蓝釉、玫瑰红釉等，代替了原来的铅釉，同时把陶器由低温型转为高温型（窑温达1000℃左右），胎釉结合较前更为紧密，彩釉更加艳美，产品远销东欧、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卢山义先生的“三彩刻花缸”还于1984年获轻工部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优质产品奖。

追溯界首彩陶的装饰手法演变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即界首彩陶的初始时期，严格地说，这时的陶器不能称为彩陶，而只能叫做素烧陶。由于缺乏生产工具，先民们只能用聪慧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揉泥作料，盘泥造型，用柴草低温烧制出没有釉彩的素烧陶；用泥条盘筑而成的陶器，自然而成的条纹便成为独具美感的装饰纹样。

即界首彩陶的刻花期。此时，先民们已经开始使用陶轮，借用双脚的外力使陶轮匀速转动，置泥于轮上，双手巧妙用力，拉出造型千变万化的陶胎；晾干后，施白土于胎面，再晾至半干，以铁签或竹签刻画花鸟鱼虫于胎面，再施铅土诸釉，晾干并置于窑内，柴火烧至三四天，即得晶莹三彩彩陶。其刻画内容，多为自然界之花鸟，又因其坛罐颈部或底部均刻有以花为主题的二方连续图案，故称之为刻花陶；陶胎窑烧后呈赭红色，配饰翠绿和土黄釉色，自然形成三彩釉，二者合一即为三彩刻花陶。

界首彩陶刻画期，从第二时期始经过数百年的实践，陶器艺人们逐渐丰富了彩陶的刻划题材。除花鸟鱼虫外，诸如《破洪州》、《战秦琼》、《铡美案》等等传统戏剧场景也“搬”上了陶坛；在表现技法上，运用了剔、刻、刮等手法，使画面色彩更加丰富，刻划主题更加鲜明。这一时期的彩陶装饰技法一直沿续至今。其装饰技法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刻划工具的特殊性。以刀、针代笔，剔、刻、刮并举，使画面产生黑、白、灰艺术效果；这一传统技艺在国内制陶界尚无他例。二是区域民间艺术的兼容性。界首彩陶的装饰艺术特色既有当地木版年画的线刻表现形式，又吸收了界首剪纸线面结合的特点，艺人们信手刻画，毫无雕凿之匠气。

界首彩陶艺术特色

界首彩陶秉承唐三彩遗风，又吸收了剪纸、木版年画的艺术风格，在制陶技艺中自成流派。在胎面的制作上，界首彩陶饰以两层化妆土，在刻画过程中表现出赭、黄或赭、白两种基本对比色；在刻画题材上，除以生活中的花、鸟、鱼、虫为创作对象外，还着重吸取了传统戏曲中的艺术元素，以一幕幕场景的形式加以表现，卢山义的"刀马人"系列是其代表；在烧制方面，界首彩陶制作先除潮，然后素烧，温度一般在摄氏700至800度，成品为砖红色的刻画陶，素烧后可以釉烧，即涂以含铅、二氧化硅、粉土的釉料后放入陶制的匣钵内，逐渐加大温度，达到摄氏1000至1050度，烧两天两夜，成品为红底白花的界首彩陶。

界首彩陶体现了农民敦厚朴实的性格和大拙大巧的审美意趣，反映了中国民间艺术崇尚自然、追求和谐的审美趋向。这样的艺术品深受国内外市场的欢迎，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就珍藏有界首三彩刻画陶。界首彩陶鲜艳夺目，色彩丰富，颇受欧洲人的欢迎，建国不久，很多国家领导人喜欢带着界首彩陶，送给苏联、东欧等一些国家要员。

界首彩陶造型装饰方面的独特艺术是由诸多要素所构成。诸如黄金率的无意识应用、空间的处理、画面的布局等等，其多元素的最佳组合，创造出了界首彩陶独特的艺术个性。但是,界首彩陶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社会生活中不断观察、不断发现、不断提炼和不断创造的结晶；从单纯的摹拟刻划到综合的艺术创造，从偶尔的发现到熟练的掌握，如此反复实践，受到启发，得到规律，才归纳总结出创造美的原理。因此，界首彩陶的对称美、均衡美、装饰美，是源于生活、根植于本土的美的集合。界首彩陶的主要材料取自于颍河两岸的胶泥层，因此，又具备了本土的、民族的地方特点，从而形成了具有个性的和独特艺术语言的“界首彩陶”。

界首彩陶的造型多以圆形为主，据考证，具有圆形特征的决定因素有两点。其一，源自于这里的民间风俗。“陶”有“掏”之谐音，“圆”有“团团圆圆”之寓意，二者结合，即为掏个团团圆圆。解放前，淮河中游一带盛行嫁娶之时女方必陪嫁一件三彩陶坛的习俗，圆形的陶坛上刻有牡丹、梅花喜鹊、莲花鲤鱼等内容，牡丹象征富贵、梅花喜鹊寓示喜上眉梢、莲花鲤鱼则有连年有余之意，这些大众喜闻乐见的题材，无一不体现当婚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二，圆形陶器要比其它形器的容量大，实用性更强，而且，在烧制过程中，圆形陶器不易变形。

界首彩陶的造型，在图形的基础上大量而又科学地运用S线，使造型的外廓线富有变化；其正立面双侧的S弧度的大小、宽度、高低的变化，对陶器的容量和整体美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实例中可以看出，界首彩陶的形体十分符合黄金分割法。众多界首彩陶中的圆形陶坛、陶罐，其高与直径之比，大多在6：4左右；三彩陶挂盘的底部与盘底之比也多在6：4之间，因此，在自然干燥和烧制过程中其变形率最低。

界首彩陶更多地运用了变化与统一的造型艺术规律。S形线条的不断变化，突出了形体的个性特征，即弧线为主、直线为辅；侧面看，从坛罐的底部到颈部都是由具有张力的弧线组成，而颈部至口部则运用了少许直线，如此明显对比，凸显其主次分明、曲直对比的鲜明个性。主体部分（即坛体腹部）的曲线扩张，形成膨胀的近似于圆的形体，使S线形极致夸张，具有饱满、丰硕的视觉效果。而颈部直线的运用，可谓点到为止，恰到好处。这些短直线的运用，起到不可替代的衬托作用，使圆的更圆，饱满的愈显饱满，而且丰富了造型形体语言，即曲中有直，柔中有刚，避免了造型单调、平淡的弊端。直线只有长短的变化，而弧线则有力度和形体的多样性，直线与弧线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界首彩陶统一、协调、均衡和安定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