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毯历史背景

19世纪60年代后，天津海禁开放，天津成通商港口，天津地毯业逐渐兴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外国的资本家，在天津租界开办洋行经营地毯出口业务，使天津并很快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地毯生产和出口基地。20世纪30年代是天津地毯工业达到辉煌的时期，出口量占全国第一。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调查：1916年天津有地毯厂和作坊13家，织机398架，到1929年已发展到303家，织机2749架，工人11568人。为此，西方掀起了中国地毯热，对天津地毯的需求量剧增，使天津享有“地毯城”之美誉。

国内国外在天津开设工厂，其中“美古绅”地毯厂（即：今地毯五厂）是外商在天津开设较大的地毯厂。1925年，由亚美尼亚两个兄弟创建的A&MKaragheusian公司来到天津创办“美古绅”洋行，在坐落于法租界巴斯德路、威尔顿路和杜总领事路上建起了地毯厂，这几家地毯厂每年生产的中国地毯达一百万多平方英尺。“美古绅”地毯厂生产的凸纹图案地毯以皇家宝塔为标志，被世界各地的家庭视为珍品。该厂拥有2000多名工人，还有很多小厂为它加工。虽然“美古绅”地毯厂的总经理哈古浦·沙巴司在天津经营了20多年的时间，却成为那个年代国内最大、最早建起锅炉房和改用汽染色的地毯厂，在天津地毯工业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一提的是，华人在津办厂最早，规模最大的是“玉盛永”地毯厂。1913年，李秉彝在三义庄租房开办“玉盛永”地毯作坊，雇工50余人，赚了十几万元。在同一时期，先后出现的‘乾昌、协隆、大丰、义同、新新、和记、聚康、恒立成、玉兴成、协立、泰隆“等地毯厂家也在天津也颇有名气。

1926年我国出口的地毯为654.72万海关两，其中天津口岸出口638.01万海关两，占总出口额的97.45%。1929年天津地毯厂家达105家，为厂家织毯的小作坊遍布天津城。规模较大的有200多家，织机有2749台。1937年发展到300多家，出口产量达13591公担。

民国时期，天津地毯工业采用一系列新工艺、新技术。1920年，天津利用酸性媒介染料和蒸汽染槽代替旧的植物染色工艺；1924年，天津创造了拉绞过纬新工艺，增加了地毯栽绒密度和弹性；1930年，随着地毯织作润色和作凸工艺的出现，天津又发明了用剪刀雕琢花纹的剪片工艺，突出花纹的清晰层次和立体感，使天津地毯花如浮雕，令人叹为观止。1935年前后，天津地毯首创水洗丝光工艺；在地毯图案设计方面，著名的京式、美术、彩花、素凸，以及后来的敦煌、古典等图案多为天津艺人所创作，并通过不断的研究、改造而赋予新的活力。天津地毯经过历史的传承与酿造，以其“厚密牢固、图案瑰丽、剪片浮雕、水洗丝光、规格齐全”等五大特点扬名海内外。

解放前，天津地毯工人常年受中外资本家的层层盘剥，生活极为困苦。特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天津后，其施行的种种经济“统制”，资本家又全部转嫁到工人头上。地毯工人的生活每况愈下。1939年特大水灾的发生和瘟疫的流行，物资奇缺，经济萧条，物价飞涨，以及中外资本家借口随便解雇工人等，使得地毯工人的生活朝不保夕，在难忍难熬的死亡线上挣扎。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和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由于海运封锁，造成羊毛资源紧缺，迫使许多地毯厂停工和关闭。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天津地毯生产逐渐恢复，但由于连年内战，物价飞涨，原料来源奇缺，使天津地毯从此一蹶不振，到解放前夕，天津地毯行业已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解放军解放天津以后，天津地毯业开始复兴。解放前，天津地毯图案只有“京式”、“美术”、“彩花”、“素凸”四个类式。1953年设计出“敦煌式”，1956年又设计出“东方式”。同时为了便于工人织做，开始将小稿放成大稿。1964年初，天津地毯公司成立工艺美术研究室，1972年全行业专业设计人员达到130多人，又创制了有“青铜、汉画、蔓草、花鸟、锦绣”等古典式120道图案的新品种。投产后，已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名牌产品。进入八十年代后，天津地毯工业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坚持“继承中发展，移植中创新”的原则，积极组织广大设计人员对传统地毯图案进行挖掘、整理，并吸取现代绘画、印染、雕刻等艺术手法，创新设计了“古典式、古纹式、京美式、园林式、敦煌式”等一大批不失传统韵味，又能适应现代人情趣的地毯新图案，使天津地毯图案日趋多样化、系列化。特别是天津市地毯研究所采用微机辅助设计后，使每幅地毯图案设计工效提高近千倍，使天津地毯门类也明显增加，产品由16个，增加到72个。特别是通过市场调研，研制出采用新材料的牦牛毛地毯、黄麻地毯、棕毛合织地毯、针刺化纤地毯；采用新工艺的“津环毯、宇环毯、盘金毯”；具有多功能的羊毛阻燃地毯、仿古旧地毯、折叠拼接地毯、旅游毯、礼品毯等一批新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