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窑瓷器收藏价值

南宋一代，是我国海外贸易日益高涨的发展阶段。为了管理海外贸易，从中获得愈来愈多的利益，北宋时期，封建王朝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宁波）、泉州、密州（山东胶西县）、秀州（上海华亭县）、设置市舶司或兼理市舶务；南宋时期又增置温州、江阴（江苏江阴县）、澉浦县（浙江海盐县）等市舶务或市舶场。其中闽浙两省的杭州、明州、泉州、温州都是比较固定、舶务时间长、规模巨大的管理机构。出口货物有纺织品、陶瓷器、金属品等等。进口货物则有香货、药物、珠宝等等，交通遍及亚、非国家和地区，不下五、六十个。

海外贸易的发展，极大刺激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呈现百业兴旺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一向穷乡僻壤的松溪县，就地取材，固地制宜，利用瓷矿、燃料、近水的优势，陶瓷窑业逐渐崭露头角。经营的方式，属民间性质。按元蒋祈《陶记》所载，宋元时代，民间窑场的经营,有“陶氓食工，不受艺佣。埽赁窑家，以相附和谓之‘相’”。即从事陶瓷制作的陶氓，不受他人雇佣，而是自己一边生产，一边经营，自食其力。他们做好陶坯后，就租赁窑家的窑炉设备，并请窑家予以烧成，这种相互合作的关系，就叫“相”。从各地窑场往往出土多种姓氏名字的情形看，也有多家多户合伙制作烧成的合作形式。回场窑址中，出土“张”姓铭文的盘，可能就是窑主或者合作者的姓氏之一。尤其是宋代的回场窑，生产渐成规模，青瓷制作趋向相对集中的批量品种，出现了专业化、规模化的模式，这对形成自己的特色品牌，从而打入商业销售渠道，是很有利益可图的。

依《陶记》所录，宋元时代，在窑业集中的陶瓷集镇景德镇，官方设有“博易之务”和“窑巡之职”，交易之时，则有“牙（中介人）、商、担夫”的分工买卖关系。回场窑属地方窑场，瓷器交易机制可能不需那么复杂，但经营瓷器的商贾应当是必不可缺的。闽北山区与沿海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不尽相同。沿海地区地少人多，迫使许多人出洋谋生，经商者甚众。闽北地区地广人稀，重农抑商的传统根深蒂固。然而，在宋代社会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旧传统观念随之变化，也出现一些专门从事商品贸易活动的买卖人，有的甚至远涉重洋，为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宋史·者婆传》记载：“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多次往返南洋辟岛的门婆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岛），并带领该国使者入宋进贡。《宋史·日本传》记载：“咸平五年，建州海贾周世昌遭风飘至日本，凡七年得还，与其国人滕木吉至，上皆召见之”。这只是见于历史所书的闽北人，不见经传的，或闽南、江浙等地的，当不在少数。

回场窑瓷器外销的途径，可分为南北两路。

北路，从县城东门，通过陆道驿站，翻越仙霞岭，与浙江庆元、龙泉等地交通，并转达江浙沿海港口，龙泉窑青瓷亦可由此通道进入福建地区。已故著名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考察龙泉南乡庆元县内古窑址时，曾记录：“竹口之创造在前，新窑之继起在后，故曰新窑（按：新窑位于与松溪交界处，至今地名仍故）。且依交通言，新窑与闽之松溪相距最近（只30里），当时出品之转往闽北，必经松溪，往松溪，必经现在之新窑，如此推测，则在竹口窑较为兴盛之际，新窑遂以地理便利，起而与竹口相竞争，非无故也。另一方面，则依新窑碎片所见，似以烧造日用盘碗者为多，其以日用品输出松溪，以借闽北各地之用，实亦当时烧瓷工业之争市场所应有者。我于此，又得一假定焉，即南乡以竹口枫堂为主，新窑为附，以输往闽北为其主要市场。北乡各窑，群在大溪边，利用溪水交通，达丽水永嘉以出海”。既是闽浙通道，松溪窑产品亦可参与龙泉窑产品竞争而输往沿海港口。1977年12月上海奉贤县的古代海滩中，出土了放置于箩筐内的成捆瓷碗829件。器形口沿微敞，圈足，胎骨灰白，施豆青釉，有的闪黄发亮，有的灰暗，大多素面无纹，一部分外壁饰直线或斜线刻纹，内壁饰篦纹或花瓣纹，有的碗内底有圈垫迭烧痕迹。这批瓷器可能是宋代从浙南、闽北一带瓷器产地装运来沪，临时放在海滩上，准备转运外地，后因某种突然事故而被埋没的。从这批瓷碗的胎釉、造型、装饰等工艺特征看，也应是松溪窑的产品，是北输的遗存。

南路，主要通过建溪水道口入闽江而出海，是古代闽北往福州港口的主要航线。福州为本省首府，也是宋元时期造船基地之一，东南的贸易繁华的海港。北宋蔡襄《荔枝谱》记载：闽产荔枝贡品及各种土特产品，由此“水陆浮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由福州又可转往浙江明州、福建泉州等市舶司所在港口。泉州港的对外航线可抵东亚日本、朝鲜，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远达东非一带。其中，位于我国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和广东南海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海上岛屿，都是贸易航路上的必经休整地或驿站。1975年，广东省考古人员在该岛进行调查和发掘工作，发掘出土大量古代陶瓷。其中有宋元时代福建窑地青瓷碗、盘等器物。灰白或灰胎，施青黄、青灰或淡青釉，刻划篦纹、斜线、莲花和模印‘吉’字纹等），造型雷同的器物在松溪窑中也都有发现。是松溪窑产品外销的实例。

瓷器由陆路而溪江，由溪江而出海，如此长途贩运、包装运输不损坏是关键。明《万历野获编》记载古代包装方法：“夷人市瓷器……初买时，每一器内纳少土，及豆麦少许。迭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牙，缠绕胶固。试投之牢确之地，不损破者，始以登车。临装驾时，又从车上掷下数番，其坚韧如故者，始载以往，其价比常加十倍”）。船舶装载，亦采取此类方法。陶瓷货量庞大，宋朱彧《萍州可谈》载：舶船航海法，“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松溪窑及其类型的瓷器，在日本、东南亚的考古发现和传世品中，收藏甚多。这些文物不仅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而且对世界各国的文明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日本，包含松溪窑在内的宋代闽浙等地青瓷器，以往曾被定名为“珠光青瓷”，据说是因为受到茶道之祖珠光文琳（1422－1502年）的青睐而定名。珠光把它们作为茶道用具，虽然它并非诸如官窑或者贡品之类的上乘之作，而属于民窑生产的一般器物，但他认为“云遮的月亮比完美的月亮更富有韵味。”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已故学者陈万里先生在闽南同安首先发现了此类青瓷产地问题。学术界则又以同安窑系青瓷称之。九十年代以来有的日本学者则冠之以“栉描文青瓷”，在研究日本出土品的实例中，亦含有松溪窑瓷碗、磁盘的实例。在东南亚，由于中国瓷器的输入，大大改善了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水平。如松溪窑的青瓷大盘，又可称为大海碗，非常适合南洋土著围坐抓食的习俗，因而深受欢迎。

东南亚又是福建华侨的家居地，流传至今的文物，既具有实用价值的器物，又成为可供藏的艺术品。在印度爪哇发现的1件松溪窑宋代青瓷碟，陶学家如是议价：“本器刻花的莲花篦纹，具有朴素无华一尘不染的清雅之美。欣赏此碟，令人联想到闽地初夏的山水风光。为了向移居南洋群岛的同胞们传达故国之情，宋代的窑工们把器里的荷花描绘得多么生气盎然”。

在中国陶艺百花园里，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论坛上，在世界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中，都有松溪窑瓷器的一席之地。